杨锐两节课上下来累的够呛，站着不但累，粉笔灰吃了不少，教书真是不是一般人干的活啊，还好是大学老师，只管讲课，作业也少，板书也不多。两节课下来，学生也听的聚精会神，虽然没有教材，但是经济学本身就是社科类的，理解就行。等到下课的时候，学生们还是沉浸在知识里，以致下课前最后五分钟提问的时候，没有人问什么，杨锐直接宣布下课，收拾东西出了教室。

教室外走廊是联通的，走廊再往外就是大路了，这样的结构很像广东那边的骑楼，路再过去是另外一排房子，青砖灰瓦的，两排房子间长了一棵树，看不出品种，只见树上剩不多的叶子在微风里摇摆，而落在地上的叶子则在风中欢舞，此时初冬的阳光正穿过稀稀落落的树枝照将过来，在地上落下浅浅的影子，杨锐站在屋檐下的阳光处，倚着临街的柱子，被暖阳晒的非常舒服，完全让他忘却了夜里沪上那种独有的冷。下意识的不由摸出烟，点上深深的吸了一口，真是美好的阳光啊，杨锐心里说着，他似乎感觉自己现在就在星巴克咖啡馆里一般，要是这一切都是梦该多好。

抽完烟杨锐去老师休息室转了一下，然后就离开准备回家了，可看着这阳光普照的冬日、熙熙攘攘的行人、吆喝起哄的店伙、来来往往的人力车、跑马场里奔驰的洋鬼子骑士，又不想回到那昏暗寒冷的亭子间去爬格子，就顺着大马路往外滩方向走。这大马路就是后来的南京路，当然现在没有后世的繁华，但现在这里在租界也是最为繁华之地，街的两边商铺林立，店外亮出的招牌看不到头，虽然是布制的，不如霓虹灯夺目，但一排排望过去也很是壮观，商店门前站着一些拉客的女子，一些逛街的外地人就这么被拐进去了。杨锐倒是没有人敢拉扯，只是有些人在他耳边说些变调的外语，杨锐没搭理，只是侧身走过。

中午的时候，杨锐逛得累了就在侧街一家茶楼吃饭，茶楼也是会做生意的，见太阳正好，巡捕一时间不见人，就搬了几张桌子到外面沿着墙摆了一排，坐得舒服不想走的客人就顺便也在这吃午饭了。杨锐正吃着，不觉得一只流浪狗跑了过来，吓了一跳，正想赶走，那狗却端坐在他面前，看着他不动。这狗不大，身上毛是黑白相间的，很脏，额头到鼻子的白毛都变成灰色，它黑亮的眼睛看着杨锐，一副不想走的意思。杨锐无奈，扔过去一根小排骨，花狗不等骨头落地就一口咬住了，马上就格格的啃起来，牙口不是一般的好，排骨面里面也没几根排骨，杨锐见着花狗的样子知道这几根是喂不饱的，就伸手招伙计过来，伙计跑过来一看有条狗吓了一跳，杨锐摇摇手说：“没事别怕。”给他几个铜圆道：“帮忙去弄点骨头来”伙计接过钱去了。未几，便拿了个碗装了些骨头来，知道杨锐要喂狗，也就拿的破碗装的。杨锐把骨头放在地上，见它吃的正爽，也就不管它了，摊开报纸看报。

苏报上还在报道退学的事情，说爱国学社已经开学，学生都在认真上课，复又说吴兴什么公学也有校方和学生对立事件，有二十余名学生退学，整的看来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像受了感染，全都要有闹学.潮的趋势。清朝也真是傻的可以，自己出钱办学校、养学生、办新军，等学生最后学成、军队最后练成之后，他们就开始造反，海外革命党里面基本都是公派留学生，而打响武昌起义的，也是花尽心血办出来的新军。慈禧还真的是个人物，她倒是很明白满清的困局——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有人说她向列国宣战是个错误，可又怎知不是她故意的呢，当时义和团势力不小，不借洋人之手消弱去除，那么只要有人登高一呼，那么大清国就完了。看看历史，湘军是怎么没有的就知道了。

第二天是给另外一个班上课，有了前一天的经验一杨锐讲的更流畅，举的例子也是不同。这次说的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或者说是淡水战争——不管战争的起源是什么，但真正的原因都是西方要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分析英国的自由经济体系和清朝的小农经济体系的天然矛盾，这才是双方战争的最终根源。经过两次战争，英国达到了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目的，而中国目前也在慢慢融入英国等西方国家所领导的自由经济体系，而沪上就是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最大桥头堡。

难得有学生站起来提问：“先生，请问我们进入资本体系是好还是不好？”似乎是因为紧张，杨锐第一遍没有听完整，那个学生又说了一遍。

杨锐听明白了，点点头让提问的学生坐下。然后说：“这位同学敢提问值得表扬，希望大家以后有问题就要提。至于这个问题，提法有点问题，现在的情况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哪怕是不好你也没办法拒绝，因为这是强加的，乾隆时期，英国人就来过了，希望朝廷能打开国门和他们做生意，融入他们所领导的自由经济体系，但是乾隆的时候没有答应，四十多年后，英国人用大炮把我们的门打开了。

这就好像你在家里男耕女织过的很惬意，自给自足，可忽然来伙强盗，非得要你和他们做生意。你怎么办，有些人天生悍勇，跟他们打起来；有些人就吓坏了，强盗说什么就什么，他们要卖什么，就使劲买不管价钱，强盗要买什么，就使劲卖出也不顾价钱。真正聪明的人是了解强盗的规矩，并且按照他们的规矩来讨价还价，尽量的保住自己的利益。”

这时又有同学提问：“先生，如果我们赚了洋人的钱，他们不恼羞成怒吗？这时我们怎么办？”这个同学问出大家的心声。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杨锐嘉许道：“碰到这种情况有三种办法，第一，强盗们有一个传承千年的传统，契约制度，他们自古以商立国的，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只要他认为你是一个懂行的人，不能轻易被愚弄，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文明人，那么他一般会遵守约定，如果他不遵守，那么可以到法院起诉，或者到报馆登报。第二，强盗有好多家，如果他违反约定可以联合其他强盗一起抵制他，要知道，强盗们之间也是有矛盾的。第三，在我们无法保住全部利益的时候，适当的放弃一部分。”

说道这，杨锐又感叹道：“你们是中国第一批学西方社会科学的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格物、化学的作用，但前面几十年的自强运动已经给了我们教训，光是造兵舰、开船厂、办钢厂这些不足以改变中国今天的劣势，我们要了解洋人治国治世的道理。你们要知道，美国、英国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总统、首相都从来都不是学理科出身的，基本都是学法律，经济出身的，可见他们把这些治国的道道看的多重。”

学生们都听的很认真，也不知道谁传的消息，听说学社讲经济的杨先生是在欧洲游历数年后回国的，对西方商学尤为精通，印书馆正在印先生的书。这样的消息使得一些低年级的同学也跑进来了，使得教室里人更多。

等下了课到教室休息室的时候，蔡元培过来了，杨锐对蔡元培还是比较敬佩的，虽然带着学生集体退学不太好，但人家在北大当校长的时候重塑了北大的精神，后世一直被北大传颂的，可见还是真的爱学生、为学生着想的人。见过礼后，蔡元培道：“竟成兄课讲的真好啊，学生们都很喜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