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三，圣主南下，返回京师。

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圣主亲自坐镇北疆，迅速稳定了北疆局势，也给两京平叛和善后赢得了充足时间，但让圣主失望的是，时至今日，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东都留守樊子盖和西京留守卫文升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实现两京政治上的妥协，两京政局非但没有因为平叛而稳定，反而愈发混乱，政治斗争愈发激烈。西京要夺回京师地位，要乘此良机遏制和打击改革势力，而东都虽然在杨玄感的叛乱中惨遭重创，权威一落千丈，但誓死维护京师地位，寸步不让，双方矛盾尖锐，根本没有妥协余地。

宇文述、来护儿、樊子盖和卫文升无奈之下，联名上奏，请圣主尽快返回东都，以皇帝的无上权威来恢复和巩固东都的京师地位，继而在政治上压制西京，以强硬手段来稳定两京政局。

圣主也是一筹莫展。当前两京政治危机的根源是改革和保守之争，圣主要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要对权力和财富进行再分配，就必须牢牢掌控最高决策权，就必须压制保守派，就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赢得较大优势，但现在圣主恰恰就因为连续两年的东征失利，在政治和军事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结果就是目前这个恶劣局面，政治对手落井下石展开了疯狂反击，大河两岸此起彼伏的叛乱只是开始，杨玄感的背叛才是致命一击，如今两京“大打出手”，愈行愈远，距离反目成仇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了，形势十分危急。

如何逆转局势？关键不在于政治妥协，妥协实际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会让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激烈。在圣主看来，解决这场政治危机的关键还在于赢得东征的最终胜利，赢得政治军事上的优势，然后挟东征胜利之威，给反扑的保守派以“迎头痛击”，用强硬手段遏制保守派，重新赢得两京政局的暂时稳定。

接下来如何继续推动改革？那就要靠南北战争了。攘外必先安内，用东征的最后胜利来“安内”，来解决两京政治危机，然后齐心协力一致“攘外”，打赢南北战争，赢得政治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以此来彻底解决严重威胁到国祚存亡和统一大业的“内忧外患”。

所以现在圣主的精力都放在第三次东征上，他知道自己即便返回东都，即便借助清算杨玄感同党的机会大开杀戒，也依旧解决不了两京政治危机，反而会让两京斗争白热化，让两京危机更为严重。

事实上的确如此，圣主不回去还好一些，还能对两京造成威慑，还能借助这种威慑把两京斗争控制在双方都可接受的范围内。圣主的亲信手下大都根基薄弱，做事都靠“狐假虎威”，他在东都的时候，这些人有靠山，横行无忌，肆无忌惮，反之，这些人就要收敛了，太嚣张一旦遭到对手的暗算必定玩完。所以圣主不回去，改革派在政治清算的时候必然有所收敛，这对保守派而言就相当于圣主主动妥协了。既然圣主主动妥协，以妥协换取危机可控，保守派自然也乐意，对他们而言只要把清算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自身利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维护，那就行了。

因此圣主并没有积极返回东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他在北疆局势已渐趋稳定的情况下，既不下旨结束东征，不把辽东的远征军和工匠民夫撤回来，也不返回京师稳定两京政局巩固中央权威，那就是不作为了，必定会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一旦谣言四起，后果就严重了，不但圣主自身威信会下降，还会连累到中央权威，甚至还会激起民愤，尤其两次东征中大河南北的征召人数太多，自从去了辽东就看不到人回来，民众早已怨声载道，这种濒临失控的情绪如果被阴谋者蓄意利用，叛乱规模和范围再度扩大，则国内局势极有可能加速恶化以致于一发不可收拾。圣主迫于现实，不得不收拾行装踏上返京之路。

当天晚上，圣主车驾停于涿郡良乡。就在此刻，齐王从怀荒送来的奏章到了，同期到达的还有涿郡副留守阴世师的奏章。

内史侍郎虞世基第一个看到这两份奏章，看完之后神情顿时凝重，沉思良久，遂匆忙觐见圣主。

圣主听说是齐王急奏，当即召见虞世基。看完奏章后，圣主也是一脸凝重，陷入沉思。

之前阴世师曾有急报，说齐王以剿贼为由，擅自出塞，与突厥人对峙于闪电河，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南北局势随时都有崩溃之危。当时圣主勃然大怒，但已经既成事实了，只能设法挽救，再说圣主也想知道突厥人是否敢于反目成仇，是否会率先发动南北战争，而齐王此举正好可以达到试探之目的，于是也就听之任之，并要求段达和阴世师做好防范，以防不测，确保长城安全。

此后阴世师也有急奏，但形势发展与圣主的推测基本差不多，不论是齐王还是叱吉设都承担不起南北关系破裂的严重后果，双方都保持着极大克制，只是如此一来就便宜了白发贼和李子雄，他们竟然带着队伍杀进了闪电原，接下来不出意外必定两败俱伤，然后齐王出面收拾残局，突厥人打落牙齿和血吞，不得不接受重创之结果。

然而圣主想错了。齐王在奏章中告诉圣主，李子雄和白发贼带着队伍杀出了突厥人的包围，冲进了平地松林，向安州发动了攻击。

这一消息，得到了同时送达行宫的阴世师的证明。

阴世师在急奏中告诉圣主，齐王于九月二十深夜返回怀荒，与其同时抵达怀荒的还有大漠牙帐的两位特使，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和俟利发史蜀胡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