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山海楼的伙计根本不够用！山海楼正宗的伙计都只能伺候一些重要的桌子，并且负责上菜这些。普通的客人，都由他们自己的家丁和随从负责充当伙计了。

在雅间厅内，吴雪霞坐在大桌的旁边，是一张小圆桌，不过，隔着个屏风。

大明女人再尊贵，这种正式场合也不可能与男人同桌。

吴雪霞见爹爹和大哥来了，也急忙起身出来相见。

“大家不必拘礼，我临时得到的消息，过来转一转就走了，都不必拘礼。”吴襄虽然有好些疑问，却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杨麒也笑道：“我也是啊，韦公子的人刚刚才通知我府里，我都要准备吃饭了，想想还是天地商号的酒菜好，便过来了。”

杨麒平时板着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在私下里，还是很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

杨麒的话，引得在场诸位达官贵人一阵轰笑，气氛也轻松了不少，早有人将二人请在上首坐了。

然后吴三凤和杨弘毅依次入座，吴三辅坐在吴三凤下手，韦宝坐在吴三辅下手。

今天因为是韦宝请客，韦宝是东主，否则就算韦宝此时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但是资历摆着，他要坐，也没有办法这么挨着吴襄和杨麒入座的。

“韦宝啊，你这个蓟辽商会是怎么回事啊？让三辅当什么会长，是你的主意吧？他不成的，他都没有做过生意，怎么当得什么会长啊？”吴襄一入座，便开门见山道。主要因为怕引起杨麒的误会，等下以为他和韦宝串通好了啥的。

韦宝急忙又笑着解释了一番商会的作用：“吴大人，在我看来，咱们蓟辽，辽西辽东，早就应该弄个商会。这样大家好形成合力，也方便市面稳定嘛。至于商会会长这个位置本来越是德高望重的人，比如吴大人正合适，但因为是我们山海书院的几个同窗先搞起来的，大家都公推三辅大哥，所以暂时先由三辅大哥担着，若是吴大人有什么不同见解，可以再另外选嘛。”

吴襄一听是这么回事，嗯了一声，暗忖韦宝的花花肠子可真多：“他不成的，三辅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算账都不会，打算盘都不会，做什么会长？”

韦宝摇头道：“吴大人这个看法，我不敢苟同，没有做过生意，可以学，生意本身也不是什么多难的事儿。关城边上每天那些卖菜卖粮食，卖柴火的，不都是生意人吗？三辅大哥身为秀才，饱读诗书，还能比他们差么？另外同窗们都公推三辅大哥，说明三辅大哥他威望高，人缘好，这是最重要的。商会主要是个联络的作用，净化商场的风气，会长本人有声望，有人缘便可，并不需要多会做生意嘛。”

听韦宝这么说，众人无不点头附和，虽然韦宝的话是在反对吴襄，但是吴襄是在反对儿子当会长，谁知道吴襄是真心还是假意？自己总不好大力称赞就该自己儿子当会长的吧？

“小宝啊，我说了不成的，爹，我真没有想当这个会长。”吴三辅立马接茬道。

吴襄没有理会吴三辅，而是看向韦宝：“你们这个商会，还能怎么净化商场？”

“这简单啊，方方面面都可以净化，比方说，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不正当行为，在我看来，赌，就是首当其冲的大害！赌博害死人呀！”韦宝笑道。

众人闻言，都暗忖，要不是赌博成风，你上哪儿赢来这么多家当？还不都是你趁着考秀才和与吴三桂比武的时候赢来的吗？

韦宝说赌是大害，还真不是瞎说。

在韦宝看来，明朝的灭亡，实在是无比突然。万历晚期史料里的明王朝，还满是丰富多彩的城乡生活，红红火火的商品经济。

套明末清初遗民陆应旸的话说，那简直让人“好不感叹思慕”。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玛窦等外国学者们，更是惊呼“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可就是这么个繁荣的世界，竟然转眼就是内忧外患的战火，直到山河变色，悲情灭亡。

明代万历年间，商业活动出名火热，但要论火爆整个晚明年间的“商业活动”，却首推赌博。

虽说明朝开国时，曾对赌博风气重手狠打，《国初榜文》记载，明初老百姓赌博要断手，官员赌博要罢官。以至于二百年里，明朝人听到“赌”字就哆嗦。

可万历皇帝亲政后，上朝都没心情，“抓赌”也懒得做。《酌中志》更记载，万历皇帝本人就是此中行家，经常在宫里开赌，招来“司礼监掌印”“东厂秉笔”等一干太监，得空就赌得天昏地暗。

如此“带头”，大明朝的赌博风气，自然没几年就刮遍城乡。

于是，到了万历晚期时，明朝民间的赌博风，就有了各种震撼场面：《菽园杂记》记载，昆山等经济发达地区，有了新赌法“叶子戏”，按照赌资来发牌，万万贯的纸牌，命名为“呼保义宋江”，百万贯的纸牌，命名为“行者武松”，以此类推一百零八张，最便宜的万贯纸牌，名为“浪子燕青”。

有“梁山好汉”站台，这赌法自然火热，江南地区从士绅到商旅，都是纷纷着迷。几个牌面打完，成千上万的钱财，也就哗哗赌出去。

北京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赌风更是风靡各阶层。《五杂俎》记载，北京城每年以赌博为业的乞丐，最少也有五六千人。

就连理论上“双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也纷纷扔下圣贤书开赌，《留青日札》记载的晚明杭州赌坊诈骗案，几乎把府学所有的秀才都牵涉进去。

以顾炎武的《日知录》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进士，登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聚众赌博，甚至还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奇葩风气——当官不会赌博？出门没脸见人。

发展到后来，很多明代高官们，退休后也专开赌场，一边赚钱一边“发展人脉”，同样是《日知录》记载，诸如跑官买官等蝇营狗苟，当时都是赌一把的事。

明朝的腐化速度，可以参考赌博泛滥的程度。

越演越烈的赌博风，就似一个急速下坠的铁球，牵着晚明的社会风气，年年急速下坠。

韦宝讲了一番赌的坏处之后，也没有人反对，韦宝又接着说：“欺诈，不实诚，做生意不规矩，短斤少两，欺骗，这些也是我们蓟辽商人一定要杜绝的，一定要形成过硬的风气，有过硬的信誉才成！为什么晋商的票庄能那么红火？他们不就是靠这个在各地拓展生意的吗？咱们蓟辽商人只要齐心协力，破除这些歪风邪气，咱们也可以有良好的声誉，形成更大的组织！”

明朝农贸市场上，卖牲口的为了给牲口增加体重，上市时拼命给牲口喝水。特别是卖鸡时，更是简单粗暴，直接给鸡灌砂子——就为多卖几个钱。

明朝假冒伪劣货物充斥的城市，就是南京北京还有苏州。别说是日常各种百货用品，都是残次品充斥，就连这些城市里卖杨梅的，都是把生涩的杨梅，直接拿大棕刷用墨刷成紫黑色，竟就大模大样的当熟杨梅卖。吃下去会有什么中毒后果？那就没人管喽。

发展到万历年间时，明朝的“假冒伪劣”风气是越演越烈。当时的《天下水陆路程》等图书里专门有提醒：做生意的从常州到浙江，这一路都要谨防骗子。到处是“接客之徒诓诱”，稍不留神就要被坑。苏州阊门商业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货物，更要“不识休买”——简直假货扎堆。

钱庄诞生于江南，票号创办于山西，据韦宝的了解，钱庄的历史应该是早于票号的，而它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服务范围上。

钱庄好象只能完成当地的存款取款，也就是说在本地存进去的钱不能在外地支取，而票号却更接近于现代的银行，能实现异地存取的功能，是网络化的金融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当时的商人，免除了押银的种种艰难与危险。

正因为此，后人把票号视为中国银行的鼻祖，而不是钱庄。

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

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

另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

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

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俗称“钱店“。

在清末，当时因银两和银元并用，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但计算非常繁复，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犹如外汇涨跌一般。

清末，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公司合营银行。

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

明末清初的汇票作为汇兑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时产生。

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继起，将原来由商号兼营的汇兑业务划出或重新集资设立票号。

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有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票号资本存储于总号，总号一般设于原籍，因而山西票号又因总号所在地不同而分为平遥、祁县、太谷三帮。

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号，不另拨给资本。总、分号间可直接通汇或调度资金。三年或四年结帐一次，盈利按股分配。按资本分配的称银股；另有人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

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这些属性，放在明末，虽然没有清末那么突出，因为明末还没有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但是大规模的票号和钱庄，还是有需求的！

韦宝并不是要牵头，带着蓟辽商人搞票号，搞钱庄，这个很难带动，等下人家还以为他又有啥阴谋诡计。

而且，要带动也是吴襄这种人，才有可能带动，必须得有实力，有声望的世家大户，占有绝大部分的资本，挑大梁才成。

韦宝若要做，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来。

事实上，韦宝现在已经自己辖内搞起银行来了，等于一下子，把钱庄，票号，银号，这些时代都超过去了！

“除了赌和不正当的交易，欺诈方式的做生意，还有个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商人，商会自己要改变的事情。”韦宝见没人说话，又接着道。

明末另一个亮眼辉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所赐，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无比热闹，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万。风情万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后人艳羡。但放在当时明朝史料里，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够了吐槽：大归大，毛病却极多。

明代史料《五杂俎》里，就记录了“超级城市”北京城的槽点，曾经在好些中外史料记载里，拥有整洁卫生的北京城，晚明时的卫生条件，却已恶劣到“市场上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时，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就是苍蝇蚊子乱飞。于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都是屡禁不绝。

日常年节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这个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同样可参考万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国家的军备国防行政，样样都歇菜，各级官员缺编严重，看似简单的城市卫生管理，又哪还有人管？天子脚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区区小细节，足以见证晚明行政效率的瘫痪。

繁荣的外表下，却是一个腐败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盘散沙的王朝。面对紧接下来的国家风险，自然缺少抵抗力。

“这些事情，只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缘，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这么个人来当会长就成，关键要大家买账，能聚拢人心。”韦宝笑道。

众人一起称是，都说吴三辅是极其适合的人选。

其实所有的世家大户也都更愿意吴三辅当会长，而不是老谋深算的吴襄当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