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本来是可以坐轿子的，却没有。

今天特地穿的很喜庆，一身大红色袍服，骑着马，也能用牵马执鞭的冯铨衬托自己。

天地会统计署的效率是很高的，四处传递消息，传递请帖，有四日时间才到喜庆那一日，足够得到消息收到请柬的人准备礼金了。

因此沿街不仅有很多老百姓观看韦大人敲锣打鼓被簇拥着前往英国公府，还有很多官员跟随捧场。

这些人不是被要求来的，而是自动自发来的。

不管是没有在文字清查当中倒霉的人，还是已经在文字清查当中倒了霉的人，都不敢再轻视韦大人，甚至可以说是敬畏。

文字清查的威力实在太大。

文字狱自古有之，是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

也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

韦宝搞的文字清查自然没有达到满清的规模，完全只是为了满足韦宝为了敛财和更换官员，控制官员的目的而已。

而且，韦宝是发起者，却不是决策者，如果魏忠贤觉得可不以，或者皇帝觉得不可以，早就禁止了。

但是魏忠贤和天启皇帝朱由校显然没有要马上禁止的意思，韦宝以文字清查一项每个月就能给皇宫内帑上缴上百万两纹银。

本来韦宝说搞一个月就结束，现在是魏忠贤和皇帝自己舍不得停下来了。

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

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

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

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

清代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清帝大施文字狱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

清朝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顺治，乾隆时期最甚。

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强化集权统治，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

它作为古代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汉代的杨恽案件，宋代的苏轼乌台诗案即较为典型者。

不过，总体看来，清代以前数量较少，规模不大。

首先，就文字狱数量而言，清代文字狱当在170起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

其次，就规模和惩处结果而论，与历史上其他朝代诸文字狱相比较，也首屈一指。

清朝时期，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采取招抚办法，另一种是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

清朝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学问分子中间有着相当剧烈的民族敌忾心情。

康熙初年南明王朝覆灭，大陆上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基本结束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随着清朝某些有关政策的改变，满汉地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以及社会经济逐步发展，到雍正时期，阶级矛盾这时却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

而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斗争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

雍正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综合史书档案、《清实录》及其他材料，从康乾盛世初期开始，各种形式的斗争已在频繁出现，发展虽不平衡，却此伏彼起，连绵不绝，不断冲击封建统治秩序，对清政权构成的威胁日甚一日。

清朝文字狱不单单是针对汉族人，文字狱还涉及满人。

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因诗句“霜侵鬓朽叹途穷”惹得乾隆很不高兴，又见“秋色招人懒上朝”更不高兴，再见“应照长安尔我家”，乾隆认为世臣数典忘祖，把世臣赶回老家黑龙江。

世臣写诗被撤职，还算好的。同样是满人，广西巡抚鄂昌更冤。他与朋友的唱和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说满蒙一家，骂蒙古人就是骂我。赐自尽。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

搞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韦宝也一样，首先是鼓励官民和官官之间揭发和检举、告密。

然后是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在藏书和文章中找所谓的罪证。

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

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

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

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