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派驻了官员，官员实际上没法对地方掌控，还不停帮着韦宝向朝廷要银子和粮食，他们怕时间长了，把辽南搞的和东江军控制的地区一样，就麻烦了。

更何况辽南比东江军控制的区域大的多。

真的要是搞出军队来，不知道要给大明增加多少开销！

所以，今年大明干脆完全放任不管辽南，默认了辽南就是韦宝控制的这件事。

林文彪安排韦爵爷的船队连夜返回山海关。

到第三日凌晨，韦爵爷的船队返回。

韦爵爷一到山海关，就收到了天启皇帝朱由校让魏忠贤派人送来的密信。

韦宝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打开看。

居然是朱由校的亲笔信，朱由校没啥文化，一笔字是真的不错，刚劲有力，菱角分明。

真是一个被当皇帝耽误了的艺术家啊。

韦宝心想，朱由校要是生在现代，不管是书法还是雕刻，肯定都是大家，就算只是民间艺术家，一辈子的生活也会很富足。

朱由校的信很简单，问韦宝辽事如何了？问他什么时候能来辽东，亲自为他和赵金凤主婚的事儿。

韦宝看后暗暗好笑，心想皇帝对自己的事情还真上心。

不过韦宝也有点犯难，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朱由校。

因为朱由校问的是时间，肯定得回答一个具体的时间，或者大概的时间才行。

这真不好回答。

所以韦宝只能答复，说不好，并诉苦。

想要钱粮。

但韦宝知道，钱粮是肯定没有的。

一方面朱由校的确没啥银子，更没有多少富余的粮食给韦宝。

有也舍不得给，皇帝都是很抠门的。

朱翊钧死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轻不懂事，宦官们为了窃柄弄权，领着他成天嬉戏。

天启皇帝朱由校喜欢弄木工活，魏忠贤就在他手提斧锯玩得兴致正浓时，拿来章疏奏请他定夺。

朱由校往往只听口头报告大意，即随口答道：“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

于是大权旁落，宦官把持朝政。

太监魏忠贤同熹宗的媬姆客氏相勾结，上下招权纳贿，把国事弄得腐败不堪。

一帮依附于魏忠贤的无耻之徒还为他大颂功德，甚至呼之为“千岁”，“九千岁”。

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当着熹宗和魏忠贤的面高唱诵辞：“好个魏公公，处置得惜薪司怎样轸恤商人，内府库怎样米积天堆，东厂怎样厘奸剔弊，宝和店怎样裕国通商。内修朝政，外镇边疆。”

魏忠贤听了这样肉麻的奉承竟然处之泰然，朱由校也呆头呆脑一笑置之。

各省地方大员也对魏忠贤趋之若鹜，纷纷为他建生祠祈福，穷极华丽。

朝野的党争便因之加剧。

东林党利用讲学结社，评论朝政，希望皇帝能够除去奸邪，重整朝纲，实现清明吏治。

依附魏忠贤的邪恶势力则结成阉党，对东林党人横加迫害。

此后，明末的党争屡经反复，一直延续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明神宗、魏忠贤等既贪财，自然上行下效，养成一派贪污风气，出现“官以财进，政以贿成。”

天启年间黄尊素曾说：“大拜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

对此，他不禁叹息道：“呜呼，始进不正，以身为市，我朝相业可观矣！”

魏忠贤任用阉党周应秋为吏部尚书，公然按官职大小索价，每天得贿银一万两，人称周日万。

明中期以后，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

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

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宗室的占地情况。万历三十四年五月，四川巡按孔贞一上言：蜀昔有沃野之说，然惟成都府属，自灌抵彭十一州县开堰灌田故名焉。近为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

蜀王一府占去了成都平原依靠都江堰灌溉的最肥沃的土地百分之七十。

河南开封的周王，兼并土地的结果，造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时人有诗云：“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

神宗的弟弟朱翊镠分封卫辉，占田四万顷；神宗诸子也群起效尤。

福王朱常洵是神宗爱子，朝廷坚持要按潞王标准给田四万顷，经过廷臣和地方官员的力争才减为二万顷。

瑞王分封于陕西汉中，朝廷赐给赡田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摊缴租银。

大致而言，除了江浙财赋之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有相当大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勋戚和太监侵占的田地主要是在畿辅地区。他们依靠同皇帝的亲近关系，通过请乞等手段攫取大片土地建立庄田。如明武宗时，太监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产业庄田至一万有余顷，侵欺子粒官银至百万有余两”。

权监魏忠贤一个人就霸占土地多达万顷。

嘉靖初年，林俊在疏中指出：近年以来，皇亲侯伯，凭借宠暱，奏讨无厌。而朝廷眷顾优隆，赐予无节，其所赐地土，多是受人投献，将民间产业夺而有之。如庆阳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讨庆都、清苑、清河三县地五千四百余顷；如长宁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献，进讨景州、东光等县地一千九百余顷；如指挥佥事沈传、吴让受奸民冯仲名等投献，进讨沧州、静海县地六千五百余顷。

勋戚倚势请乞之风一直延续到明末。

崇祯三年，朱由检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一次就“援例乞给赡地七百顷，随从尉军三十名。”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政治势力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作用。

明代的财政，前期以本色，即米，布等实物为主，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等折色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了国家收支的主要体现物。

大致说来，供政府开支用的归户部、工部、光禄寺、太仆寺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库。

从矿冶征收的税金和漕粮改折的金花银，照例解送内承运库，除了一小部分作为武臣的俸禄，绝大部分都供御用，成了皇帝的私财，一般称为内帑。

由于明中后期皇帝挥金如土，每年一百多万两的金花银满足不了他们的欲壑。

从明武宗开始，就不断提取太仓银两供内用。

万历年间，宁夏、朝鲜、播州先后用兵，花去了大量军费。

朱翊钧又以婚礼、珠宝、袍服等名义，向户部索取白银多达一千余万两。

更加上乾清宫等修建工程，最后弄到“太仓、光禄、太僕银括取几尽”，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原先各省、府、州、县还有自己的小家底，供地方不时之需。

后来几次下令，把外库的藏银输解户部。

如天启六年，根据南京操江御史范济世的建议，熹宗朱由校发布上谕说：“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

因此下令各地加紧搜括，藏银一律解送京师。

这种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做法，终于导致了内外交困，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全面破产。

国家财政既陷于绝境，皇帝的内帑又舍不得往外拿，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朝廷就不断地加派赋税。

这让韦宝要钱粮，也只是诉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