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官僚等级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政治上的依附性和从属性来实现，个人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人们的一切都是由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决定的，整个社会都体现着强权和专制的特点，这种呆滞与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最终导致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保守、落后，尽管商品经济较早发展，但最终没有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中世纪欧洲的起点是乡村，特别是在日耳曼公社的乡村中孕育城乡对立的因素，城乡之间的分工和交往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而中国秦以后的社会，官营经济控制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不是商品生产的产物，而是政治制度的衍生品，社会经济结构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这使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难以形成。

在中国封建制下的政治从属关系只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附庸的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无直接关系；农民只附属于土地，而土地则是附庸、诸侯或天子的私产。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开始，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比，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封建制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秦始皇帝“废封建”，而在历史上消失。

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中央集权文官制”其显著特征是整个社会是一座权力金字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层层相连，犬牙交错，互相依托，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制是两个历史阶段。中央集权制是取代封建制后产生的更高一级的政治模式。

二三十年代，“封建”一次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习惯的总代名词。

“封建”一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既不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也不是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而变成了一个新名词和一个滥用的政治术语。

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于是华夏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反封建的口号。

诚然，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再削足适履，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

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奴隶时代的分界线划于春秋战国之间，“封建时代”的下限则被延长到清末，“半封建社会”则延续到1949年。

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封建割据诸侯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权专制社会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经济结构。

小农经济自给性很强，保守、排他、同时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专制政治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有强烈的屏蔽作用，致使专制政治下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

专制政权特别强调政权的稳定，以农为本便是避免社会动乱的根本。

所以，秦汉以来历代专制政权始终不渝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独特的经济政策，也只有专制主义高度发达的中国才有可能推行这种政策。

而这种政策的推行，就使得中国不可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单从经济结构看，16世纪的明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其时，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也私自造船出海贸易。

但明朝的法律严禁民间海外贸易，违者处以极刑，由此出现了私人武装保护下的海外贸易活动，由于官方的严禁和缉捕，这种贸易活动大多数最终沦为海寇。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扼杀，使原始的手工业生产向商品生产发展的趋势不断被抑制。

明代末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小农经济被破坏，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

但是，由于对外贸易被严禁，城市手工业不需要生产更多的产品，吸纳不了众多的流民。

这些农民没有成为潜在的自由劳动者，反而成为推翻王朝的“流寇”。

满清建国之初，甚至出现了向传统经济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等。

明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的那一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被完全压抑，与此对应的反而是经济的发展，和一个富足强大胜过了前朝的“康乾盛世”。

在清朝的前120年中，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经济区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第一。

很显然，这不是由于清朝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大发展，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

如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

就文化基础而言，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建立在强调个人救赎的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的。

所以，韦伯说：“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出发点乃是贸易自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这种商业上的自由与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主权在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制度同样不可分割。

因为没有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社会作保障，很难有自由的经济。

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并产生现代资本主义。

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也表现不俗，由于缺乏自由公平思想观念和法律体制支持的传统终究孕育不出近代工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根本原因就是集权专制。

韦爵爷搞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在韦爵爷完全控制的区域独立生存，碰到大明体制就得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