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往来关系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汉代的时候双方就有所联系，到了东汉时期汉明帝还曾经赐给过当时的倭国一枚金印，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史可以追溯到大唐高宗时代的白江口之役，百济倭国联军被刘仁轨所率领的唐军彻底击溃，倭国和百济的水师也被全部消灭，时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自此之后，日本老实了很久。

而在后来，到了南宋灭亡的时代，也就是部分史学者所认定的中华文明一蹶不振的时代，崖山之役过后，日本举国为宋庭披麻戴孝，哀悼宋庭的亡国，并对之后蒙元的入侵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到了蒙元被大明王朝推翻之后，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就大不如前了，他们中有很多人固执地认为明庭已经不是那个天朝上国，天朝上国在宋之后就灭亡了。

也有些人秉持自己的观念认为明庭就是中原正统，而有些野心勃勃的人已经把自己视为了中原正统，遂有后来的万历朝鲜之役，所谓倭寇之祸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问题并没有直接联系，倭寇之祸的直接导火索是日本的战国时代所造就的大量无主破产武士和大明王朝的海禁命令。

可以说经济因素才是导致倭寇之祸的根本原因，倭寇是在日本内战中战败的那一方的流浪武士所组成的，而流浪武士是有限的，被明军差不多消灭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了，随着日本的逐渐统一，这种武士会越来越少，所以到了最后，倭寇已经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海上走私集团。

因为对朝廷的海禁政策非常不满意。东南沿海的靠海生活的居民的极端困难，遂有中国人借日本人之名义进行走私活动，所以了解内情的当地明朝官员就上书给皇帝。指出倭寇之祸在于海禁，海禁若开。倭患自解。

海禁政策解除之后，倭寇的祸患便消弭于无形，那些扮成日本人的中国海民终于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倭寇”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倭寇之祸，其实到了中后期，就可以看作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对朝廷海禁政策的武装反抗，外地调来的平叛军不知道内情。那些沿海当地居民可是知道的，所以冠军屡次想要剿灭倭寇就是不成功，其实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

明庭妥协之后，倭患消失了，日本政府对此并没有直接的责任，而真正的第二次中日战争，是由丰臣秀吉所发动的万历朝鲜之役，也称作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这才是中日的第二次交战，和第一次游刃有余不同。中国在持续衰弱，而日本在持续增强自己的力量，数百年的时间里面。原本巨大的差距基数也会被渐渐地缩短。

万历之役中国获胜了，可是战争的过程却并不顺利，以至于这场战争打了两次，第一次打完之后还有第二次的丁酉再乱，两次战争。

第二次中日战争也是中国获胜，日本战败，而到了满清时期，第三次中日战争，也就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由此坠入了日本五十年的压迫和欺凌。抗日战争是第四次中日战争，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一种惊人的坚韧坚持到了最后，拖垮了日本，日本战败，中国战胜。

纵观千年以来的四次中日战争，中国获胜三次，日本获胜一次，但是中国三次获胜所带来的影响和利益似乎还还比不上日本一次获胜从中国身上拿走的利益。

所以苏宁很不爽，他早就发誓要教训一下倭国，尤其是得知了倭国居然窜连大唐的叛徒而试图获取大唐的核心技术并且差一点点就成功的时候，苏宁几乎就想立刻的出动海军教训一下倭国了，不过终究苏宁还是比较理智的，被煽动出来的怒火和不合理的仇恨是不应该的，对付一个国家，完全不需要如此超乎常理的失去理智。

更别说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像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但凡是有反常的地方，一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奉为真理的都会有欺骗你的可能，而这种欺骗往往是造成反常的最根本的原因，毫不理智的思维和毫无人性的戾气，总是让人觉得一旦提起日本如果不是喊着要击沉日本岛就是不爱国。

日本有广岛和长崎，可是那些人可不会成天想着要消灭美国，挣脱美国的束缚，他们所想的是如何争取到自己的权益，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他们生活在现代，不是近代，更不是古代，更不会在意在一个有国会或者议会的国家里面，发动战争不是一两个人说起来就可以决定的，正常的人会想着如何阻止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不过现在是古代，苏宁就等于是手握着十万兵马的兵权，七万陆军，四万海军，陈兵于倭国的海对面，虽然苏宁不会失去理智，但是此时恰恰就是因为有理智，才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天下是大唐的天下，不管我们自身是如何的缪误，倭国带给华夏的痛苦还是实打实的，苏宁没有受虐癖，更不允许子孙后代被欺负，也不会想着几百年后再来一次原来的历史轮回，那不可能。

现在解决不了的，后代就能解决了？那么相信后代？还是推卸责任？

苏宁抽出自己的战刀，隔海指着倭国的方向，对秦琼说道：“这是我大唐东征军的最后一战，消灭掉倭国，使之成为我大唐的州县，便可以将此处打造成北方航路的中转站，等这里的航路成熟之后，倭岛将会是北方航路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国于民皆有大利，且不言倭国窃取华夏技艺，便是其横阻于此，若万一两国有所冲突，倭国随时可以攻击我大唐商船，将我北方航线生生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