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李晓峰的仙人耳朵可是将那边的对话一次不落全听进去了，按照列车机修员的说法，这回抛锚是因为车轴断了，压根就没法修。也就是说这一股敌人是绝逼走不了了。

“不能等！”李晓峰断然否定了他的意见，“我们的时间宝贵。没耽误一秒钟就多一分风险，乘着敌人还没有下车，发动一次突袭的话，可以轻易地消灭他们！”

包青山又道：“那艘炮舰怎么办？”

“联系空军，让苏霍伊却解决它！”李晓峰断然说道。

包青山全盘接受了李晓峰的意见，按照预定计划，发起进攻！

遭到突然袭击的时候。福塞尔和他的二叔正在跟巡逻炮舰上的水兵做买卖。

“库奇，这批货怎么才卖了这么点儿钱？”萨迪克一边沾着口水点钞票，一边气呼呼地问道。

“该死的德国佬征用了一批，艹，提起他们老子就有火！”库奇愤愤地说道，“老子以前还以为只有俄国佬白吃白喝不给钱，这些大脑袋德国佬一样也不是好货，如果不是老子激灵。将货分成两批储藏，这回一毛钱都挣不到了！”

萨迪克将一沓子钞票塞进了怀里，冷笑道：“我早就说了，你们觉得德国人是解放者，那才叫扯淡。我在德国呆过，也帮他们打过仗，那些混蛋跟北极熊没什么区别。一样都是对咱们芬兰不安好心！”

福塞尔觉得二叔说得不对，插了一句嘴：“可是我看到报纸上说……”

萨迪克狠狠地就打断了他：“去他妈的报纸，那上面的东西都是政客忽悠你的把戏。如果你把它们当真，那你就是真正的大傻瓜！”

库奇也毫不犹豫地附和道：“没错。如果你当真了，那就是傻子加白痴！”

也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大作，pk机枪所特有的塔塔声宣告了袭击的开始，枪声还未停止，几声闷响之后，列车上传来几声爆炸和惨叫。

“敌袭！找隐蔽！”

萨迪克第一时间就把跃跃欲试的福塞尔拉进了船舱，狠狠地踹了这货几脚，才让这个不老实的孩子安分了下来。也使得福塞尔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记录下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

“俄国人火力很凶猛，”福塞尔回忆道：“我们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躺在地上晒太阳的列车长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打成了筛子，我很怀疑从他身体里流出的不是血液而是酒精……列车上的兄弟死得很惨，他们绝大部分被反锁在闷罐车厢里，子弹轻而易举的击穿了车厢木板，能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以及看到从车厢缝隙中流淌出的血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还好不是所有人都像我的叔叔那么怕死，这个老家伙根本就没有出去指挥战斗意思，他跟库奇叔叔一起闷闷的躲在船舱里，只是不断地命令锅炉兵赶紧起航。列车上的一个不知名的军官站了出来，他组织起人手冒着俄国人凶猛的火力，将车厢里的士兵放了出来……不过这一过程实在是让人不堪回首，整整一个营的士兵，能活着跑出车厢拿起武器反击俄国的不足两百人，其他的要么已经死了，要么在死人堆里奄奄一息地挣扎着！”

“逃离了‘死亡列车’之后，我们的情况总算有所好转，每一个士兵都拿起了武器向俄国人猛射，我隐约能够听见卑鄙的俄国佬不断地发出惨叫，我在心里为战友欢呼着，为他们的勇敢行动喝彩和鼓劲！”

根据这一段回忆。对这次空降突袭行动红鹰团的伤亡情况，后世一直由争议。按照西方学者的意见，在经过了最初的慌乱期之后，芬兰白军进行了誓死反击，给“俄国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甚至有些“有良心”的西方历史学家宣称，“俄国人”这次行动根本就是惨胜，只是靠偷袭和凭着运气好才侥幸成功。实在不值得大书特书，反而应该当作反面典型批评。

对于西方的主流意见，苏联学者是嗤之以鼻，他们毫不留情的挖苦道：“福塞尔的回忆录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个被吓破了胆的毛孩子一直躲在船舱里连头都不敢抬，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搞清楚一个基本的事实——袭击他们的不是‘俄国佬’。而是红鹰团的中国工人士兵……连对手是谁都没有搞清楚的回忆录，有什么价值？”

甚至苏联专家还毫不留情的挖苦道：“以福塞尔当时所处的位置，根本就不可能听到两百米外‘俄国人’的惨叫声，他更可能听到的是芬兰白军的惨叫和垂死挣扎声！”

当然，对于这些，西方学者是视而不见的，三十年后。他们还固执的宣称发动袭击的是“俄国人”，还言之凿凿地断言‘俄国人’遭受了沉重地打击。

当然，他们有被打脸的时候，1950年，随着苏联的新一代领导人安德烈.彼得洛维奇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一段反应安德烈同志早期革命生涯的大型纪录片中，赫然就有这场袭击战斗的真实影像。

随着这一段影像的曝光，关于‘俄国人’伤亡的讨论才渐渐降温。大感丢脸的西方学者们立刻就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做文章，一个个纷纷都装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场战斗。

“叶夫根尼，手不要发抖，将摄影机拿稳了！”李晓峰拍了拍身边小毛孩的肩膀，让初上战阵的“苏联的厄尼.派尔”冷静一点儿，“不要害怕，有我在。你没事的！”

叶夫根尼.彼得罗夫今年才十五岁，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他获得了一个很光荣的机会，被团中央书记安德烈同志一眼看中。选拔为了“御用记者”，按照安德烈同志的要求，他要用自己手中笔、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俄国人民志愿军在芬兰的战斗情况。第一场战斗爆发的时候，他也极其幸运的踏上了这片战场。

1950年叶夫根尼对采访他的西方记者说道：“枪响的那一刻，我害怕极了，差一点就丢掉了手里的便携式摄影机，这台新式机器是安德烈同志赞助给我，说实话性能真的不错，在它损坏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找到另一台跟他能相提并论的机器。直到二十多年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当我偶尔向安德烈同志提起这件事时，他又赞助了我一台更新式的摄影机……”

“言归正传，战斗是在早上七点半打响的，我们的第一轮进攻就给芬兰白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这么说吧，芬兰人几乎被打傻了，他们每开一枪就会遭到我们十倍的还击，我们用强大的火力牢牢地将他们压制住了，这群可怜虫只能缩着脑袋趴在草丛或者铁路路基后面，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伤亡？好吧，这个话题真心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巨大的损失，用这词儿描述芬兰白军的损失更恰当。我们没有什么伤亡，当你用火力压制住敌人之后，战场对于你来说就是相对的安全了，至少安德烈同志在这场战斗中从来没有主动寻找过掩体，你们也能从我拍摄的影像中发现这一点，当我哆哆嗦嗦趴在地上摄影的时候，安德里同志就在我身边或者身前笔挺地站在那里抽雪茄……”

“你为什么老是要纠结什么狗屎的巨大的伤亡呢？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巨大的伤亡，整场战斗下来，我们伤得最重的同志就是不幸扭伤了脚踝，那个倒霉鬼一脚踩空了，脚脖子肿得比馒头还大……你们应该从影像中看到过他，唯一被担架抬上飞机的就是他……谁说他死了！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比我还要硬朗！如果你们想去采访他，可以去中国哈尔滨，他在当地中学当体育老师，每一年俄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纪念日他都会来彼得格勒，我们这些老家伙会一起高兴的喝上一杯！”

西方记者总是想挑刺，但每每都会被叶夫根尼给哽回去，以至于他们在最后的报道中恶毒地攻击道：“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已经丧失了身为记者最后的职业道德……他就是一个可笑的只懂得阿谀奉承当权者的卑鄙小人……我们很怀疑，在俄国是否在存在着真正的记者！这真是一种悲哀！”

ps：鞠躬感谢瓜地里的地瓜、失落的残枫、苏霍伊的荣耀、尤文图斯和秒杀土豆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