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左宗棠却不以为然。出声反对：“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来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国’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实学，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两江、湖广、闽浙和广东的官员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来的，有几个能做事？连本乡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将来还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持西学，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不会做事情。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

右丞相郑洪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中下级武士的能力极为欣赏，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见所闻举例支持左宗棠。在他看来，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学水平并不比中国儒生差多少，但是他们的办事能力要强太多了，还能文能武。关键时刻可以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所以中国的儒学教育应该从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经验，重视实学。

骆秉章却恼道：“王爷，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连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

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吧。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詝已经率部离开兰州，有背叛太平天国重建满清的苗头。蒙古方面的形势也不大稳定，渤海公奕欣对咱们往渤海地面上殖民的做法也颇为不满……眼看西北、蒙古、东北都会有变乱，如果国中的士子再闹事情，国家危矣！”

身兼殖民地部尚书的郑洪显然也知道渤海国方面的抗议，摇头苦笑着。

刚刚当选立宪议会议长的刘鹏嗯咳一声道：“四川士子无非就是罢考，其实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事情对谁有利？还不是四川士子自己！他们不考，咱们就从外地调些府县官过去，继续用吏员治民就是了。儒斋先生，你说呢？”

现在保皇会已经纠集起了一批政客议员，在立宪议会和八省公局中的势力远大于正道会。而立宪议会的议员们并不是后世那种议会民主国家的议员，现在的大明还没有议会斗争的土壤，这些议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表达皇帝意见的喉舌而已——说起来朱济世为大明立宪议会所设计的“纳税等于代表权”的制度也是有挺大后门的。根据财政部的预计，大明帝国各省（兰芳算在广东省账上）当中，税收最高的就是广东省、南直隶省（含应天府），包括海关关税和盐税在内，光复3年两省预计的税收分别高达4600万元（其中兰芳大公国就有1200万）和3000万元，占到南方八省总税收的50%以上。

所以朱济世只要把持住这两个省的公局，就能控制住立宪议会的话语权，而这两省的公局又是以广州府、兰芳大公国、应天府、松江府等三府一国的公局为尊。因而大明立宪议会的控制权，其实就是由这三府一国所把持的，而这三府一国的经济命脉又被朱济世所控制！

现在刘鹏这个“民意代表”说话，众人自然沉默以对，所有目光都投向御座之上的大明天子了。

朱济世沉着声缓缓地道：“骆卿、潘卿，尔二人去四川一趟，听听士子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觉得变动太猛可以科举时间还可以再推迟一年。如果他们还不愿意考科举就不考吧！科举不考，四川的公局选举也不必进行，用军政治理就是了！另外，传朕旨意，凡是三族当中有欠税未交者不得担任文职官员，不得参加科举，不得参选公局和立宪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