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大明，太祖爷朱元璋的地位是神话级别的，谁都不会拿去与他相提并论。

就算是魏忠贤、客巴巴他们成天挖空心思想各种拍皇帝马屁的出发点，各种角度，各种词汇，却也是没有办法，没有想法从朱元璋这里作为发起点的。

太祖爷啊，哪里能随便乱攀比？

韦宝就敢拿朱由校去对比朱元璋。

“这个话不能随便说。”朱由校赶忙道：“太祖爷文治武功历史无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朕不足太祖爷之万一。”

韦宝点了点头，他早看出来这个朱由校其实也不是什么软柿子，不少糊涂蛋，只是为人比较没能力，也比较胆小，遇事得躲在幕后，都由魏忠贤去办，现在找到了韦宝这把枪，情况不一样了。

朱由校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因为朱由校对于搞文字清查，并不是一无所知，在朱元璋手里，其实就已经有过先例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文字狱，其牵强程度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

只要他发现某人的诗文中，有自己忌讳的字词，或者认为有隐喻讽刺朝政的语句，便会将其治罪斩首。

整个洪武时期，因为文字狱而遭受斩刑的文士不计其数。

朱元璋出生寒微，当过放牛娃、乞丐、和尚，受尽人间磨难，饱尝世事幸酸。

后投靠红巾军领袖郭子兴参加元末农民起义，为了拉队伍、筹钱粮，干过一些打砸抢掠等不光彩之事。

能够从一个放牛娃一路打拼到皇帝，说明朱元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当了皇帝之后，先前的卑微身份及不光彩的过往，与九五之尊的身份、地位格格不入。

朱元璋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提及他的这些伤疤，更痛恨别人以此对其轻视与讥讽。

所以，朱元璋最忌讳和讨厌的是“光”“秃”“僧”“贼”“寇”“盗”等字眼，以及和这些字同音、谐音的字眼。

但是，他又没作出明确的规定，全凭他一时的心情和理解定罪，搞得大家无所适从。

很多文士因此无辜遭罪，稀里糊涂丧命，其罪名牵强滑稽，令人捧腹。

比如浙江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写了一个贺表来吹捧朱元璋，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而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的“光”字是讽刺自己曾经做过和尚，“则”与“贼”同音，是挖苦自己做贼，于是下令将徐一夔处死。

同样因“则”字被朱元璋处斩者还有：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因“则”被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因“则”被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因“则”被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所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因“则”被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因“则”被斩。

澧州学正孟清所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因“则”被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因“生”与“僧”同音被斩。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因“扉”与“非”同音，“帝扉”被视为“帝非”，遭斩。

德安府学训导吴宪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因“道”与“盗”同音遭斩。

台州训导林云所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因“法坤”与“发髡”同音，“藻饰”与“早失”同音，遭斩。

僧人来复作诗：“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因“殊”字被拆分为“歹朱”，有“杀朱”之意，且骂其“无德”，遭斩。

僧人一初作诗：“见说炎州进翠衣，罗网一日遍东西”“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被怀疑抨击朱元璋刑法严苛，遭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因“门”字少了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招贤纳士，遭斩。

兖州知府卢熊错把“兖”写成“衮”，被朱元璋视为对其不敬，故意鄙视其没有学问，遭斩。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视作骂朱元璋小狗，遭腰斩。

“韦爱卿，你来，咱们聊一聊。”朱由校拉着韦宝的手，对其他太监和宫女们，以及客巴巴道：“你们都下去吧，朕要与韦爱卿单独谈一谈。”

“是，陛下。”在客巴巴的允准下，其他人都躬身退下了。

客巴巴并不介意皇帝与韦宝走的近，客巴巴一直对韦宝很有好感。

魏忠贤要的是整个大明的权势，客巴巴其实要的很简单，她主要要宫里面的权势就可以了。

韦宝不会影响她的地位，更不会影响她的权势。

若是有某种可能，将现在的合作对象由魏忠贤换成韦宝的话，那么，客巴巴会很乐意这么做。

“韦爱卿。”朱由校道：“这里没有外人，朕想你放轻松一些，就将朕当成一个朋友对待，可以吗？”

韦宝赶紧道：“这，微臣岂敢与陛下以朋友相称？”

“不妨事，也没有外人。”朱由校温和的笑道。

韦宝暗忖，与皇帝当朋友，这是真的在赌博，皇帝都是心血来潮，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啊。他们高兴的时候，怎么都好说，哪天一句话不对付了，自己不是找死？

“韦爱卿，你应该不少朋友吧？你的朋友都怎么叫你？”朱由校想从称呼上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微臣出身寒微，朋友是挺多的。”韦宝实话实说道：“回陛下，微臣的朋友都叫微臣小宝。”

“嗯，那没人的时候，朕也叫你小宝吧。”朱由校高兴道。

韦宝敢说什么，点头称是。

“小宝，你告诉朕，大明朝现在是不是出大事了？赋税年年锐减，内部到处是流民闹事，外部又有建奴连番挑衅，边疆不安，每年光是辽东军费就要四五百万两纹银。大明朝连年入不敷出。”朱由校问道：“小宝，你是探花郎，为人聪明机灵，想法子快，你有什么法子吗？”

韦宝暗忖，明朝的烂究竟烂在那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首先，韦宝从来不认为明朝是最烂的朝代。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的。也绝非简单的君昏臣庸所可以解释。

“是有一些原因，陛下，微臣随便说说，陛下随便听一听，切不必以微臣的话为准。一、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二、两线鏖战的困境。三、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四、宦官专权与党争。这些都是现在大明面临的问题，而且是积重难返，积累了很多矛盾到陛下这儿。但陛下也不必过于担忧，微臣相信，只要肯励精图治，以后会好起来的。”韦宝道。

朱由校听韦宝这么说，又是担忧又是高兴，因为，还真没有人会像韦宝这样对自己说话呢。

韦宝并不怕朱由校听了自己的话以后会起什么不好的效果，他不信像朱由校这样的人，心血来潮听了一点治国方略，然后就励精图治变成明君了，不可能嘛，不可能那么快的。

“小宝，说的好，你详细说给朕听。”朱由校拉韦宝一起坐下，一副礼贤下士模样。

韦宝也不做作，就真的随皇帝坐在了御榻上。

韦宝将他自己对于大明现在的一些问题，以自己理解的方式说给皇帝听。

财政危机与军屯体系的破坏，首先是明朝的财政问题或者说明朝的财政危机。

明朝的财政崩溃的确是其灭亡原因之一。

明代的田税长期实行低税率，这一点与汉代相同，与当时周边各国相比，明朝不足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实在不高，同期日本税率就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与汉代相同的是，税率低只带来了国家收入的减少，而并未惠及民众，因为少征的税收归于地主豪族，实质是负担转手。

地主的剥削使得低税率意义不大。

但却造成了国用不足，后来崇祯年间屡为财政问题所困。

明末民变初起之时，招抚政策的失败，就在于招抚银不足，无财安置起义难民，难民为了生存，只得降而复叛。

崇祯年间天灾大旱，救灾不力酿成农民大起义也与国库不足有关。

至于后期加征“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导致矛盾激化，加速明朝灭亡，无不与财政危机有关，最后“闯王”迫近京师，因军饷不足而延误调兵入京，更可见危害之深。

后世有人说崇祯内府有千万两巨银，实属无稽之谈。

从常理来讲，崇祯在李自成兵迫京师的紧要关头，社稷将亡之日，若有余财，何须要百官“纳捐”，最终延误调兵。

李自成入京时，国库与皇家内库已俱空。

明代的财政危机这般严重，很大程度上是一项重要财政来源的流失，即军屯体系的破坏。

明初的军屯体系曾有力的保证了军费支出。

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当然，韦宝对朱由校分析的时候，肯定不会说崇祯朝的事情，只是说假设建奴现在挥师入关会怎么样。

两线作战的困境，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