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小宝，你说的太好了，国库没有银子，内忧外患。与建奴和不得，打又打不起，朕真正是处处为难，这烂摊子，朕只要一日多想，那日就头疼脑涨，什么都做不了了。”朱由校痛苦道：“小宝，知道朕为什么这么器重你吗？因为你是头一个主动向内帑交银子的官员，只有你小宝的心里有大明，有朕啊！”

韦宝一汗，敢情，皇帝是因为自己这段时间往内帑连连交银子而欣赏自己的啊？

看样子，不但是普通老百姓需要银子，皇帝更需要银子。

“陛下，微臣只能根据浅薄的见识，做一点浅薄的分析，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主意。”韦宝很谦虚的道。一来，他是真的没有啥好办法能让大明快速起死回生。如果他重生到皇帝身上，直接当了皇帝，可能还好一点，自己暗中培养一支贴心人马，至少近卫护卫力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大刀阔斧的搞改革。

可他不是皇帝啊，自己只是一个五品小吏，搞个毛改革，才提出一个文字狱的建议，已经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韦宝更知道，现在魏忠贤已经对自己起了杀心，再要是惹魏忠贤，搞不好等下皇宫都出不了了。

“小宝，你不要有顾虑，朕很信任你，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朕绝对不会对任何人说是你对朕说的！你不相信朕吗？这里并没有外人。”朱由校殷切的看着韦宝，“军屯荒废已久，一天两天怕是不能恢复了。而且各地驻军向朝廷伸手伸惯了，如何还肯自己种田？大明两面御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建奴起来，肯定要抵御，农民起来闹事，也必须打压，都是没办法的。”

韦宝看着皇帝炙热的目光，心中却毫无波澜。

从头至尾，韦宝不过是一个伪明粉，韦宝关心的是华夏的未来。

一，韦宝知道，改变历史有多难，他自己现在就处于历史中，改变历史，是不是会让他凭空消失，他都不知道，不敢贸然乱试验。

韦宝所指的改变历史，是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大明灭了建奴，或者建奴提前灭了大明这样。

这都是直接改变了历史走向的啊。

另外，韦宝也不关心谁灭谁，韦宝更关心的是底层老百姓，不想看到最底层老百姓过苦日子，白白送死。

“陛下，微臣实在是没有什么想法，至少现在没有，要是微臣以后想出来了，一定与陛下商量。”韦宝只能推脱道。

朱由校闻言，很是失落，叹口气，然后点头道：“那好吧，小宝，你刚才不是说大明还有许多问题吗？你接着说吧。”

韦宝嗯了一声，以他自己的见解继续分析。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是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明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而江南地区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与传统上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冲突必然存在。

万历年间，明神宗万历皇帝为解决国库不足与宫廷消费不足的问题。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敛财，这种祸国殃民的掠夺式征税，尤其受到了东南发达地区工商业者的强烈抵制。

江浙工商业者与民众对其的抵制甚至达到了武力对抗的程度。

南直苏州地区于万历二十九年爆发的民变即是其一例。

而明末东林党崛起，某种程度上支持新经济的发展。

其思想主张中也有“工商皆本”，反对大征商税。

东林党人凤阳知府李三才便极力反对这种行为。

而后期东林党要求减少对工商业者征税，这一方面保护了工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间接的动了“国本”，国本是立国之本，即农本立国。

减少了对工商业的征税，导致税种单一，就必然减少国库收入以及对农业征税的增加。

后来的“三饷”更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税不征于东南则必税于西北”，黄土高原的民变不仅仅是天灾造成的，若国家实力雄厚，政策得当，万不会引起此般规模庞大之起义。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周期率问题。

这种新经济因素出现并繁荣而最终未能突破农本束缚而夭折的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至少三次。

首次是盛唐天宝年间，在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下，各行各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因素。

而唐玄宗未能加以利用，没能在体制上给予适应的体系化配套建设。而是草草应付，设置相应行业的税使征税而已。

而接下来爆发的“安史之乱”使社会经济出现倒退，新经济随之在战乱中大幅削弱；新经济因素与农本可能出现的矛盾在萌芽中被消除。

安史之乱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第二次出现在北宋年间，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良好，市民经济相当发达，各种服务市民阶层的行当与新事物不断出现并发展。

交子、飞钱、瓦子的出现，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说书业的兴盛，以及相应户籍体制中出现的“坊郭户”作为一个单独户种的出现。

城市极大繁荣，海外贸易繁盛，无不体现了新经济因素的到来。

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免役法”“均输法”无不体现了新形势下的要求。

而“市易法”则可以说是国家力量利用金融业的雏形。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中国可能进入近代的机会。

但是，毕竟时机条件还是不太成熟，经济上农业仍为绝对主导。

法律条文是旧式的，保守派与变法派官员是旧式的，皇帝是旧式的，思想是旧式的，整个社会原有体制与思想和社会经济条件均大体与旧体制符合，而少数不成熟的“冒头”思想很快被淹没，至于变法实践操作中出现的重重问题，更明显带有旧体制的深厚烙印。

当然，苛求古人超越时代的限制，也是极为不合适的。只能说这是历史环境的必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以致到靖康之变，落后民族入主中原，使得农本与新经济的矛盾再次强制性化解。

因为新经济在长期战乱以及之后落后民族的统治中遭到极大削弱，其基石农业也发生暂时性衰退。

第二次新经济因素未能突破农本经济。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第三次新经济因素再次发展到了与农本经济相冲突的地步，而这次最为发达，因为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终究没有突破农本经济体制。

因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分为两条线:新经济因素建立于农本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根据历史经验，农本经济的发达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土地兼并，而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不过是农本经济发达带来的副产品。

而土地大兼并酿成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的结果摧毁脆弱的新经济。

而随后的清军入关又一次加剧了这一结果，新经济再次受到限制。

韦宝觉得，明朝的灭亡一定程度上是农本经济的周期性矛盾。

经济发展——土地大兼并——社会矛盾激化——动乱——经济衰退——再发展。

所造成的结果，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率有着殊途同归的结局。

而不幸的是，明朝成了此规律的又一个适用者，这一链条中最后的牺牲品。

清朝的灭亡有太多的近代原因，其灭亡不完全适用于此规律。

土地兼并，朱由校能听懂，但是资本主义是什么，朱由校就听不懂了。

韦宝一句话就解释了，“人口增长，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土地兼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既得利益者增多，财政负担越来越大。陛下，汉唐元，都是这么灭亡的。就是一个家里，干活的人吃不饱，不干活的不但吃的饱，吃饱了没事干，把钱藏匿起来，还欺负干活的人，家里干活的人不答应，肯定要跟不干活的人打起来，外面看这家人老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肯定也要趁机来偷东西抢东西，面对这些状况，一家之主毫无办法。”

韦宝解释的很清楚，本来以为朱由校听了以后会很生气来着，却没有想到朱由校似乎很高兴。

朱由校一拍大腿，“小宝，你说的实在太好了！那些个帝师，说一两个月，一两年，朕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你才说一句话，朕就全听懂了，就是如此，正是如此啊！”

韦宝一汗，这有那么难吗？

韦宝估计，这些事情不是帝师们说不明白，而恐怕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人会这么对皇帝说话吧？

“小宝，你再说！你再说，你不是说还有宦官干政与党争吗？这一条朕最熟悉了。”朱由校催促道。

韦宝只得接着说。

明代中后期交替进行的宦官干政与明末党争无疑大大消耗了明朝的中枢力量。

属内政不良的表现，至于宦官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任人唯近的问题。

信任自己接触密切，相互了解的人是人之常情，这种现象其实历朝历代都有，也不是明朝最严重，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且很难根治，毕竟人都有私心。

而除此之外，宦官受到重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宦官多出身寒微，与多数文官相比没有雄厚的背景。

进士文官多出身于社会上中层，因为有能力使一个人长年读书应试科举的家族多数并非贫户。

要不然韦宝卖官怎么能卖出那么多银子？

别说进士，举人们也九成以上是大地主家庭的子弟。

韦宝光是卖官给举人阶层就发达了。

而重用寒微出身的人士掌握重权也是皇帝的一种统治方式，与汉武帝重用平民人才在原则上是有些类同的。

从皇帝的立场来看，重用宦官对自己皇权的威胁较小。

当然事实证明不完全对，但的确自始至终宦官专权未对皇帝本人造成过太大威胁，明代宦官也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内部互相制约，且各部均严重依附于皇权，明代的皇权已经高度成熟。

明代宦官专权本质上是皇权的变态，是皇权一种特殊的行使方式，是皇权的延伸与异化。

明朝宦官“人才辈出”，从“横刀跃马”导致“土木堡之变”的王振，到创办升级版特务组织“西厂”的汪直，到八虎之首刘瑾，以及消耗掉明王朝最后活力的“九千岁”魏忠贤，无不为明朝的灭亡助了一份力。

而文官集团的表现似乎也不太好，否则崇祯帝就不会在遗诏中称“文臣皆可杀”了。

明后期朝廷内部党派林立，互相倾轧，“明末三大案”即是其典型代表。当做事不以事件本身曲直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时，党同伐异，倾轧腐朽即是必然的结局。

辽东经略熊延弼的悲剧与宁锦大捷后袁崇焕的被迫辞官，就是宦官专权与党派斗争恶果的直接体现。

明朝后期的党争危害更大，这一点在南明各政权中体现的更为充分。

后世对大明诟病最多的党争和宦官专权，其实在韦宝看来，这一点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前面三点才最重要。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明王朝后期所患的病症是综合性的。

一个王朝的灭亡，是错综复杂的多种综合矛盾造成的，绝非一人一事所能导致。

而在正统史书中，往往到了亡国之时，往往“奸臣当道”，扰乱朝政，而“忠臣”则与“奸臣”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结局往往是代表正义与忠诚，忠君爱民的“忠臣”最后被强大而邪恶的奸臣势力所压倒、消灭。

这非常符合悲剧艺术的创作手法。但只可惜未必符合史实。

“说穿了就两点，赶紧给国库弄银子，给朕的内帑弄银子，大明需要像小宝你这样的人！要弄银子就要多把银子多，又不干活，还老惹事，老是欺负吃不饱又干活的那些人杀掉一批！把他的土地还一部分给干活的人，是不是？”朱由校道。

韦宝点头，“是，陛下。”

“弄到了银子，把土地还给干活的人之后，则需要重用忠良，减少太监在朝廷活跃，严厉查处搞朋党的大臣，是不是？”朱由校又问道。

韦宝笑了笑：“是，陛下。”

“找出问题就好办了，小宝，朕要你今日就想出解决的办法来。”朱由校大手一挥，很是高兴。

韦宝几乎没有昏过去，你要是今天下午让老子给你做个木工活出来，我使一使劲，兴许不难做到。

你让我解决让大明王朝烂到家的这些问题，还让老子今天想出办法来、

你当老子是谁啊？

韦宝忽然很是后悔，为什么要分析给皇帝听这些啊？